由于户籍制度以及粘贴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农民工的地域迁徙及其农民身份的彻底变更并没有实现，致使普遍出现了“人－居”分离、“职业身份－户籍身份”错位的格式。解决农民工题目的终极出路在于实现尽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目前，固然“农民→农民工”已经成功穿越了“显性户籍墙”，而“农民工→市民”需穿越的韧性更强的“隐性户籍墙”，后者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农民工实现向市民转变，必须具有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然而双重户籍墙增大了市民化本钱，弱化了市民化预期，阻碍了市民化进程。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拆除“隐形户籍墙”。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户籍制度；显性户籍墙；隐性户籍墙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包括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四个层面的转变。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来看，它包含农村退出、城市进进与城市融合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时间跨度还是从速率来讲，农民工农村退出与城市进进时间跨度较短，速率一直上升，且呈边际递增趋势，而城市融合阶段则显得时间跨度较长，速率固然在上升，但却表现为边际递减态势。也就是说，目前，农民工从农村退出基本上已无实质阻力，进进城市务工也没太大障碍，但他们要真正融进城市成为市民却任重道远。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民工市民化“城市融合”过程如此艰难，它对农民工市民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又是如何形成的?对这些题目的回答将把户籍制度再次引进研究的视线。
户籍制度已成为我国活动人口研究及相关政策制定中的焦点题目。本文把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户籍制度及其抑制功能形象地称之为“户籍墙”，并根据其对市民化影响的不同层面，划分为“显性户籍墙”与“隐性户籍墙”，进而探讨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本原制度障碍：户籍制度分析框架
农民工市民化的四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中生存职业与社会身份两个层面主要取决于宏观体制改革和相关的制度创新，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自身素质与意识行为两个层面则主要取决于农民工的个人因素。这里我们重点考察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有关制度安排。图2显示出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框架。
图2显示，农民若想进进城市、需冲破户籍制度I的羁绊，而一旦进城务工若想进一步成为市民，又要突破户籍制度Ⅱ的障碍。这两种户籍制度安排类似于堵在农民工眼前的两面墙，高大坚固而又难以逾越，我们形象地称之为“户籍墙”。基于两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的不同，我们把由农民变成农民工需穿越的户籍制度I称为“显性户籍墙”，而由农民工变为市民需要穿越的户籍制度Ⅱ称为“隐性户籍墙”。据此，图2就可以简单表示为图3所示的情形。由图3可直观地看出，经过“显性户籍墙”与“隐性户籍墙”双重“过滤”，最后能够成为市民少之又少。
户籍制度自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以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开始变得不断松动。就目前，“显性户籍墙”对乡－城劳动力活动的制约作用在逐步减弱，已不再是乡－城人口的活动的主要障碍，而“隐性户籍墙”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二、农民工市民化所面临的“显性户籍墙”与“隐性户籍墙”
(一)“农民→农民工”：成功跨越“显性户籍墙”
“显性户籍墙”指的是我国城乡严重对立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以户口登记与治理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治理制度，包括人口登记和上报制度、居民户口或身份登记治理制度以及与户口相关的就业、教育、保障和迁徙等方面的社会经济治理制度。作为一项登记和治理人口的体制与措施，我国的户籍制度将我国公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身份，并对异地间户口迁移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对我国社会城乡二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