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一些农民有着土地情结，以及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防火墙”心理，也需要进行制度探索。目前有些地方已经试行，在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农民入城，这样的制度改革正体现了这样的努力。这一制度创新，不仅能让农民保住承包地，获得可靠的“土地红利”，而且能让农民吃下“定心丸”，放心大胆地“洗脚进城”。
文化融入是影响“农转非”的一个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要看到影响“农转非”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文化融入的问题。相对于年轻人“逃离北上广”，现实中还存在一种农村老人“逃离城市”的现象，表现为很多农村父母随着子女来到了城市，但时间不长，他们就感觉到了不习惯，甚至千方百计想要回到好不容易离开的农村。对于这一现象，常常只是单向度地理解为农民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而很少有人想到，城市在规划设计上存在着先天不足。
从整体上看，目前的城市规划思路基本上是西化的和年轻化的，表现为城市建设以高楼大厦为主，简单迎合和放大着“陌生人社会”的特征。这种规划设计思路，一直受到质疑和反思。比如，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简·雅各布就深刻揭示了城市高楼化带来的影响，表达了对城市多样化的向往。
社会结构迈向“陌生人社会”，这是由于社会流动引起的。但必须看到，人是有交流需求的。特别是那些进城的农民，他们熟悉的人际关系一下子被打断，从“鸡犬之声相闻”到“老死不相往来”，肯定会有着种种不适应。在现代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考虑到乡土文化的一些特点，更加注重人的交流和生活，这样的城市对农民就有吸引力，这样的城市其实也是城里人、乡下人，是所有人期望的。
宜居是现代城市的基本功能，也是人们对城市的基本需求之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一个“让人诗意栖居”的城市，必然是一个多样性的城市，必然是一个注重人的情感需求和生活乐趣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乡土社会，也是一种“熟悉社会”，人际关系往往表现出熟络和热闹一面。从文化上讲，乡土社会并非一无是处，乡土社会和乡土文化的一些优秀成分，不仅不应该放弃，而且应该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得到坚持和发扬。
无论是经济新常态还是城市新常态，都对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出了新希望和新要求。因此，农民不愿“市民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问题导向出发，农民不愿 “市民化”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有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在城市发展中，打通农民融入城市的“最后一公里”，更多关注人的生活，关注农民的文化需求，这不仅事关城市化发展，而且事关“化解房地产库存”，具有双重意义。